凡尔纳传－－第二十二章《海底两万里》
第二十二章《海底两万里》
本书刻画了一个具有反叛性格的无政府主义者的鲜明形象；然而，尼摩船长承认“他的死正是因为相信人们能够独自生活”（1870）
1867年，他不仅完成了《法兰西插图地理》这项艰巨的编写工作和长篇著作《格兰特船长的女儿》，而且还对《海底两万里》进行了修改定稿。
从1866年起，他一边叫人整置圣米歇尔1号，一边跟赫泽尔详细讨论这部作品。他在克罗托瓦给赫泽尔写信说：
我在发狂地工作。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也许可以作为主题。这位陌生人必须跟他离开的人类不发生任何关系。他再不到“陆地”上来，他不把陆地放在眼里。他只需要大海，但大海必须能够向他提供一切，包括“食物”和“衣服”。从不踏上任何一个大陆。所有的大陆和邻近的海岛似乎被一次新的大洪水淹没而消失了，但请您放心，他的方舟比挪亚方舟设备稍为好些。
我相信，这种“绝对”的景况将使这部作品显得非常突出。哦，亲爱的赫泽尔，倘使我写不出这部书来，我必然会感到痛苦。我手头上从来没有过这样一个美妙的题材。
信末附言即使我们能够确定该信写于1866年，又使我们可以看出，作者的感情和他主人公的感情已经融为一体了。
这艘船在前进。它非常漂亮。就像一位2O岁的年轻人热恋一位情妇那样，我非常喜欢这艘用钉子和木板装配的船，我甚至比这位年轻人还要忠诚。啊，大海，实一在太美了，即使在克罗托瓦，人们每天也只能见到它两次。
尼摩这个人物就这样从1865年酝酿的最初方案中突现出来了。这部小说原先的题目叫《水底旅行》，后来改为《海底旅行》，最后又从《海底两万五千里》改为《海底两万里》。
起初，他只想写一首诗去赞美大海。倘若他原先的主题是大海和对大海的爱，那么，他大概不得不承认，大海的波涛、愤怒和风暴只不过是它向我们呈现的外貌。为了把握昂菲特里特①的心灵，为了洞悉它蕴藏着的全部宝富，那就得深入到遮蔽住它的雄伟的表面波澜之中，探测这些浪涛掩盖着的海底深渊。
《水底旅行》，这就是提纲。但如何去实现这种梦想呢？当时，能潜入水底的器械已经发明出来，正如多尔菲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关于潜水艇的概念，海员和科学家都是熟悉的。儒勒-凡尔纳不可能不知道富尔敦②和他1797年发明的诺第留斯号。由于他密切注视美国南北战争的发展变化，他肯定知道美国人已经使用了潜艇，其中维勒鲁瓦的那艘潜艇，作为一个南特人，他是不会忘记的。从那以后，他无需像多尔菲先生所说的那样，需要借助菲基埃③的启发才能想象出潜艇来。儒勒-凡尔纳固然保存有菲基埃的《科学的奇迹》的1867年至1869年版本，但在1865年和1866年，这部著作根本不可能向他提示出潜艇的概念，尽管后来他从该书中吸收了不少资料。如果说他本人没掌握水底航行的资料，这是令人难以相信的；事实上，他曾经详细地跟他在海军服役的弟弟保尔探讨过这艘幻想的船只的特点。他的诺第留斯号比已经发明出来的潜艇要完善得多，但这终究不是他的主题：这只不过是实现他的海底探索的手段，而对他的主人公尼摩来说，也不过是要成为征服大海的天才的手段。他将这只钢铁纺锤描写得那么引人入胜，以致将读者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使读者对它比对旅行和尼摩更为关心。这也许是因为理想的潜艇当时还没有完全制造出来，尽管可利用面更为可观的原子潜艇的出现，使人联想到这是计日可成的事。
①古希腊神话中的海洋仙女，海神尼普顿之妻。
②富尔敦（1765－1815），美国机械师，曾于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在巴黎试验，用人力转动螺旋桨的潜水艇和用蒸汽机为动力的船。
③菲基埃（1819－1894）法国科普作家，著有大量科普作品。
当然，我们还仅仅将这艘潜艇当成一艘战舰。可是，西蒙-拉克却将尼摩的潜艇当作第一艘民用潜艇而对它表示欢迎；他受到小说家的这种观点的影响，毕生都在这条道路上追寻它的踪迹。众所周知，在目前来说，用以实现海底探察的各种器械都已经发明出来；这是尼摩亲自实行了的其中一种主意。他认为，海底蕴藏着巨大的财富和取之不尽的能源——仅利用各层海水的温差所产生的能量就非常可观。
尽管他付出了“像苦役犯一般的劳动”，但他在8月底并未能将《海底两万里》的手稿提交给赫泽尔；“7月底”便写完了，但他必须重写，而主要的困难似乎是要将不真实的事情变得真实。他希望能作到这一点，但他有所顾忌；这要求十分谨慎的文体；有些段落甚至需要“乔治-桑夫人或一位他认识的诚实的先生的优美文体”。
“经过15个月的饮食节制，我脑袋都要炸了”；到水底去作1次旅行，必定大有益处；“那里物产丰富，我可以尽情地去享受。但说老实话，我实在为我那位波兰人感到惋惜；我已经习惯了他；我们一直相处很好。再说，他生性干脆、直爽。”1位波兰人？下面我们就会看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在短短的时间内，他虽然脑袋疼痛，昏昏沉沉，但他还是完成了1部地理学词典、《格兰特船长的女儿》的第三卷、《海底两万里》和《环游月球》！这位作家的进展速度相当快，《格兰特船长的女儿》于1867年和1868年相继出版，《海底两万里》和《环游月球》于1870年问世，而《一座漂浮的城市》也于1871年与读者见面。
有意思的是，著名的三部曲《格兰特船长的女儿》、《海底两万里》和《神秘岛》是在同一段时间产生、并逐渐酝酿成熟的。当然，各部分还很散。当艾尔通被放在一个小岛上的时候，作者大概还没预计到他会被《神秘岛》中的遇难者救了，而且，格列那凡爵士也一直没想到他将被指定把这批遇难者连同艾尔通一起遣送回国。然而，这3部小说大体上是在同一时期相思的，看样子，作者的思路必然地要将这3部作品连接起来。这3部作品所描写的都是真正的鲁滨逊，他们或者有意地月兑离人类群体，或者是遭逢某种逆境。况且，塑造一个鲁滨逊这样一种愿望，始终缠绕着这位作家的想象。后来，他还多次重复这个题材，但大都没那么成功。奇怪的是，他首先要在《瑞士鲁滨逊》中，然后才是在《鲁滨逊漂流记》①中寻找他的模特儿。
①英国著名小说家笛福（1660－1731）所著，发表于1719年。
非常幸运的是，也许是受了他在《海底两万里》所塑造的具有高尚精神境界的人物的影响，他终于能突破他原先给自己的想象所划定的过于狭小的范围。既然尼摩的高大形象一直在他的脑际徘徊，他怎么可能只满足于塑造一个鲁滨逊式的人物呢？他热情地爱着大海，“海是包罗万象的。海的气息纯净而卫生；海之为物是超越的、神妙的生存之乘舆；海是动，海是爱。”但他接着又说：
海不属于压迫者。在海面上，他们还可以使用他们的暴力，在那里互相攻打，在那里互相吞噬，把陆地上的各种恐怖手段都搬到那里。但在海平面9．06米以下，他们的权力便达不到了……只是在海中才有独立！在海中我不承认有什么主子！在海中我是完全自由的！
这种公开发表信仰的方式无疑是诗人和哲学家所采用的方式。但这种方式是不完全的，因为当尼摩船长发现他用船首冲角撞翻的那艘战舰沉没的时候，他的确是在反对压迫者，而且显示出他是一个“可怕的裁判执行人，是真正的仇恨天神。”这艘战舰没有挂国籍旗，因而无从知道它的国籍。这是否是出版商出于谨慎抑或别的更深刻的用意呢？这场战斗显然是象征性的，因为无论哪一个压迫民族都可能在后桅的斜析上悬挂国籍旗。
给赫泽尔的那封信证实，赫泽尔在发现尼磨这个人物和他那深仇大恨时曾大吃一惊。儒勒-凡尔纳想尽可能磨掉尼摩船长的一些棱角，试图平息他这位敏感的朋友的激动。在从克罗托瓦发出的一封信中，他答应抹掉“结尾部分尼摩对阿龙纳斯厌恶，取消尼摩在注视着那艘战舰沉没时所表现的那种仇恨态度，甚至不让他去观看这次沉没。”
但他又说，他无法接受出版商向他提出的那种解决办法：
您说要将诺第留斯号迫入一个深水区，它只能撞沉挡住它去路的那艘战舰才能从那里逃月兑，这种意见蛮不错。但有两个困难需要重新考虑：第一，倘若诺第留斯号被迫驶入一个深海沟，那么它实在算不得无与轮比的高级船，算不得比任何船只都要快、都要牢固的船；第二，倘若它果真落到这种境地而只能浮在战舰上面逃走，那就谈不上水深问题。没有水深，沉沿的情景又该如何描写呢？根本无法描写。
紧接着，这封信还告诉我们关于那艘铁甲舰本来可以悬挂的国籍旗问题。
现在，亲爱的赫泽尔，您在继续读这封信的时候，可千万别忘了，挑衅是来自那艘国籍不明的战舰的。它千方百计地要摧毁诺第留斯号，它属于尼摩所憎恨的那个国家，尼摩要替他死难的亲人和朋友报仇！您想想，必须摆在首位的、读者可能预感到的是什么……您想想，尼摩是个波兰人，而那艘沉没的战舰是一艘俄国船，这难道有一丝一毫值得提出异议的理由吗？不！一百个不！因此，亲爱的赫泽尔，请您耐心地重读一遍，然后再将稿子给我寄回来，我将在上面作些必要的修改，但别忘了我上面给您说过的东西。这部作品的真正的、合乎逻辑的、完整的第一个用意是什么？那就是一位波兰人与俄国的对立。既然我们不能明说——从某些观点来看，这是很令人讨厌的——那就让我们作这样的设想，这可能就是那么一回事。
在1831年那次反对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起义失败之后，许多波兰人纷纷移居法国。1863年，又发生一次反对俄国独裁统治的起义，但这次起义受到引起列强震惊的残酷镇压；在英国和奥地利的支持下，法国徒劳地对亚历山大二世进行干涉，但在普鲁士对丹麦（1864年）、奥地利（1866年）和法国（187o年）的战争中，亚历山大袖手旁观以示对法国的报复。
这就是说，在1866年，法国人对于俄国对波兰人所采取的种种做法无不表示愤慨。波兰人所遭受的苦难深深地触动了他们。拿破仑三世的军队曾经残暴地镇压过起义者，共和党人认为无法忍受他的专制统治，因此，他们身上蕴藏着的这种激情，必然会发展为对这位独裁君主的激怒情绪。
赫泽尔肯定赞同他的这位作者的这些观点，并且跟他一样，认为沙皇的镇压惨绝人裹。但由于他具有参与公共事务的切身体会，他估计到法国政府可能遇到的麻烦，因而不得不谨慎地对待俄国；使法国的外交活动变得复杂化，这显然是不合适的。假若尼摩是个波兰人，这部作品就具有某种挑衅的性质，政府或许不让出版。因此，他希望作者只把尼摩写成一个反对农奴制和搜捕黑奴贩子这样的人物。儒勒-凡尔纳对比提出不同看法：
倘若我无法解释他的仇恨，我将如同对这位主人公的生平及其国籍等所作的那样，对产生这种仇恨的原因缄口沉默；如有这种必要，我将改变小说的结局。我不愿意使这部作品带有任何政治色彩。但请您稍为想一想，如果尼摩过着那种出于对农奴制的仇恨而要扫荡根本不存在的海上黑奴贩子的生活，我认为，这将是误入歧途。
您肯定会说：但他作了一件可耻的事！我回答说，不！您再想想，这部作品的最初意图是什么？是要描写一位波兰领主，他的女儿一个个被，他的妻子被用斧头劈死，他的父亲被用俄国皮鞭怞死，他的朋友全都在西伯利亚丧生。在俄国人的暴虐统治下，他的国籍行将在欧洲消失！如果此人没权将他遇到的俄国三桅战舰一艘艘撞沉，那么，他的复仇将只是一句空话。倘若我处于这种境地，我必然毫无内疚地将这些战舰击沉；要想不产生我现在的这种情感，那就永远不该仇恨！但我们还是撇开这位波兰人和俄国吧。读者根据他的性格，必然想象得出他要作的事情，我不再提及俄国皮鞭和西伯利亚，因为这似乎过于直截了当。我压根儿不想搞政治，我自认没什么资格过问这种事情，但这里边跟政治毫无关系。至于结尾，被卷进陌生的海域、驶入大漩涡而阿龙纳斯及其同伴竟毫无觉察，他们听到大漩涡这个词儿时仍想活下去，
但由不得他们作主，小艇和他们同归于尽，这实在太妙了！对！太妙了！接着是关于诺第留斯号和它的指挥员的永恒秘密！我在给您写这封信时，感到浑身都在发热
我们对这封措辞尖锐的信未免感到有点惊愕；作者的热情首先成为他的热诚的保证，并且使我们明白，虽然罗列了赫泽尔感到不满而又使情节悬了起来的一大堆东西（从文学观点来看，这无疑是一种缺陷），但我们为什么还会觉出这部作品跳动着剧烈的脉搏。列举出来的这几点成了这位小说家必须克服的额外困难；事实上，剔除文中具有爆炸性的内容，这不正是一种高明的手法吗？
这部作品是在专为青年人编辑的一套丛书中发表的，年轻人必须在得到父母同意的情况下才能阅读，这使人颇觉惊讶。尼摩所讲的话，可能使心地善良的人和维护被压迫民族的利益的人感到高兴，但有些活必然会使注重固有秩序的宁静的资产阶级感到不安。
赫泽尔仍然对尼摩所酿成的那场海难惶惑不安；作家不得不一再坚持，好让他接受小说的这个高潮。从克罗托瓦发出的一封信便带有这样的痕迹；虽然他“绝对地被抛到月球中去”，他“不愿意从月球上下来”，但这部小说“将在五月底全部完成。”这位小说家再次重复他的理由：
请您别忘了我在上一封信中所谈到的意见。假使尼摩是个波兰人，他的妻子死于俄国皮鞭之下，他的儿子全都在西伯利亚殒命，而这位波兰人遇着一艘俄国船并有可能将它摧毁，那么，每一个人都会赞同他的这种报复的。倘若您就是这个波兰人，您一定会这样做；倘若是我，我也会像您那样。
您一定会说，这是一种确实而坦率的情况，并且无需作出解释。当然，虽然没什么特殊理由，我们还是让这种情况适应《教育与娱乐杂志》好了。
赫泽尔的确需要谨慎对待他的顾客；毫无疑问，他俩关于波兰问题的意见是一致的，但儒勒-凡尔纳的热情使他感到担忧，因此他要千方百计地让他冷静下来。在一封大概写于1868年的信中，作者表达了他的内心感受：
最妙的是，让尼摩跟整个社会作斗争；这是一种美妙的情景，但不容易被人接受，因为缺少进行这样一种斗争的动机。退而欢之，必须描写一个被放逐者反对放逐的斗争，一个波兰人反对俄国的斗争。这是很明确的。但我们因为纯粹的商业原因而把这种斗争放弃了。现在只剩下尼摩对一个虚幻的、跟他一样神秘莫测的敌人作斗争，这就光变成两个人之间的一场决斗，从而大大削弱了主题的意义。不，正如您所说的那样，必须保持暧昧不明的态度。
他将尼摩写成一个高大形象，使他成为反抗来自任何方面的暴政的象征。这位令人难以捉模的船长虽然性情粗暴，有时甚至残酷，但他具有一种无限的仁慈，他只是出于对被压迫者的过分的爱，才对压迫者产生仇恨的感情。
一张女人的面孔闪过一下；阿龙纳斯意外地发现尼摩正在凝视他妻子的肖像；她死于压迫者的皮鞭下，但没点明这些压迫者是谁。
尼摩凝视肖像的这个细节不是无缘无故地加插进去的。很显然，这正是作者自己所产生的幻觉。他在从克罗托瓦写给仍迟疑不决的出版商的一封信中作了说明：
我看得出来，您在幻想一个跟我想像的人物截然不同的老好人。这就难办了，要写我感受不到的东西，我实在无能为力。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在我的眼里，尼摩船长并不像您所想像的那样。对于下面主要的两点，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
第一，在尼摩船长作完那次惊人的举动之后，为使书中人物更臻合理，要改变这位船长使我产生的恐怖；
第二，在那艘双层甲板战舰沉没之后，要加快情节的发展。
这两点我将照办，至于其他，我只需说明一下这位船长因受到挑衅而采取这种可怕行动的理由就行了。尼摩并没迎上前去摧毁这艘战舰。他没主动攻击。他只是对攻击作出回答。但不管您信上怎么说，我决不会同意一个人只是为杀人而杀人。他是个仁慈的人物，他的情感只是在他遇着他所处的特定环境时才起作用。他和他的家人所遭受的苦难足以解释清楚他对人类所产生的仇恨，而且读者不会有更多的要求，更何况，整部作品的利益不在这里。
您对我说过，取消农奴制是当代最重大的经济事件，这我同意。但我认为，这是毫不相干的事，约翰-布朗①事件以其明确的形式使我感到高兴，但就我看来，这个事件削弱了船长的形象。关于他的国籍、他的身世以及将他投入这种荒诞的生存之中的原因等等，必须保持暧昧
态度。此外，亚拉巴马事件②或虚构的亚拉巴马事件都难以接受和无法解释，倘若尼摩要对拥护农奴制的人进行报复，他只需到格兰特指挥的军队服役，这样，一切便都说明清楚了。
①约翰-布朗（1800－1859），美国废奴主义者，1859年，曾率领奴隶袭击哈普渡口，失败被俘后处死，由此导致美国南北战争。
②1864年6月19日，英美两国政府因巡洋舰亚拉巴马号沉没，发生了争执，这场轰动一时的国际官司延续8年之久才得到解决。
现在我要谈谈您来信中的一个部分。您说第二卷跟第一卷大不相同，主要是这个人在第二卷中更为激烈。
我从中看出，您肯定把第一卷的内容忘记得差不多了，因为我确信，我是按照自然渐强规律去构思的。这部作品流露出一些仁慈的情感，尤其是在第二卷；只是由于事物本身的力量，才使我们这位英雄变成一个陰郁的裁判执行人。
……您所讨厌的肯定是最后的那几页。关于对阿龙纳斯所产生的影响，您说得有道理，我将作些改动，但对于尼摩船长，这是另一码事，如果您以另一种方式对他作出解释，那您给我改一改好了，但我对此不能表示承认。
您非常清楚，倘若要将他改造成一个老好人——我对此实在无能为力，因为我跟他生活了整整两年，无法以另外的方式去看待他——那么，要留在巴黎就不是1天，而是1个月。
由各国政府引起的困难有时倒有好处，因为，要不是这些困难，尼摩甚至还没那么充实。诺第留斯号的船长不是一个被他的祖国的当局追捕的爱国者，而是一个反抗压迫民族的不义和暴虐的典型人物。
当然，他是个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人，但这是从他要求自主权这种意义上说的。这种自主权除高尚品德所要求的界眼外没有别的界限。他是个相当令人担忧的人物，因为他要将他的暴力强加于人，有时甚至强加给反叛者，而且常常摇摆于爱与恨、怜悯与复价之间。他并没采取布朗基①“既无上帝，亦无主子”的公式；他具有这样一种情感，认为必须完成上帝赋予他的某项使命。他只是上帝的工具，而上帝制造的种种恐怖事件又常常折磨着他，因此他喊道：“全能的上帝，够了！够了！”世界已成定局，人类在主宰着它、压抑着它的各种问题中挣扎。至于主子，他给自己制造了一个，认为只需服从他自己，也就是说，服从他的所有道德准则、甚至偏见；出于事物本身的力量，他对他的乘员不就是主子吗？他船上的人不是盲目地（尽管这是出于好意）服从他吗？
①布朗基（180－1881），法国革命家，空想共产主义者。
如同所有的船长那样，他是船上的主子，他那得到承认的权威是不受怀疑的。
况且，正是无政府主义的恶果导致他怀着最良好的意图，在以一个主子代替另一个主子的同时，企图建立一种新秩序，不管这种秩序是否明确，但它终究是以暴力强加给需要的。
尼摩是个永恒人物、因为他不仅是一个人的形象，而更重要的是代表人类；他的冒险活动正是人类为寻求重要的带普遍性问题的答案而进行的冒险，而决非一个人为寻求解决微不足道的个人问题而进行的冒险。
非常奇怪，他形象地预示了被对社会约束的反抗缠住了的当今人类。
这种无力的反抗导致对人类各种制度乃至人的本身的蔑视；谁要是保留这样一种情感，他就只能龟缩在孤寂之中。他在孤寂中能获得安宁吗？采取这种“绝对景况”的尼摩似乎并没作到这一点，他在《神秘岛》一书中公开承认“寂寞、孤独，这是可悲的事情，人的能力实在难以忍受……我的死正是因为我相信人们能够独自生活……”
有人曾经这样琢磨过，儒勒-凡尔纳究竟是根据哪一个模特儿想象出尼摩船长来的呢？我们从他写给赫泽尔、现存国立图书馆的一封信中得知，夏拉斯可能就是这个模特儿，但作家只是事后才想到这一点。从外貌上看，尼摩就是夏拉斯；从内心上看，这两个典型人物十分相像；两人都很刚毅，有时甚至激烈。两人都是爱国者，都具有先进的思想，热爱自由，反抗各种不义行为。
夏拉斯上校1810年生于法尔斯堡；1848年，他是制宪会议的议员和作战部长。这位毫不受协的阿尔萨斯人在1852年被王子总统①的政府放逐。他豪迈、傲慢、不愿意钻停战的空子，宣称说，他要等自由胜利后才返回法国。他死于1852年初。他死不改悔，曾要求将他埋葬在巴塞尔，说只要拿破仑三世还统治着法国，就别让他的尸骸歇在法兰西的土地上。
①指拿破仑三世。路易-拿破仑及拿破仑一世之侄，184吕年二月革命后当选为总统；1852年12月发动政变，旋即称帝。
因此，夏拉斯和尼摩的性格具有某种相似性。诚然，他俩之间存在某些显著的区别，但如果夏拉斯处于尼摩那样的境地，他也会采取尼摩那样的行为。况且，我们并不怀疑，诺第留斯号船长表达了作者的思想，因为作者一直跟他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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