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呆呆地捧着箱子回到房子里，小心翼翼地翻了翻里头的东西。档案夹的内容里几件处理中的案子，没什么特别。其他的文具、留言、零零碎碎的小纸片、很多很多报告、插着各种笔的笔筒都是一些很平常的东西。Miles离开的时候是耶诞假期，桌上放着新旧两本备忘录，我随手翻了翻，很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名字在上头；带Kay去Bob’s、带Kay去看thefantastics，有时候只是简简单单地写了“Kay”。新年度的那本我出现在情人节，刚过去不久；Miles在二月十四日那一格写了“Kay”，还用红心框了起来，可惜我永远都不会知道他的计划了。
大略浏览过整个箱子的东西，手上的电子表正好响起整点的哔哔声。十一点钟，离我的上班时间还有两小时，不急。我慢慢地把散在地上的东西一件一件收回箱子里；我能保留的Miles，也只有这些了。
在放最后一个档案夹时出了点小意外，一个黄色的档案里滑出了几页，和一封封好的信。我打开档案打算把东西归位，却发现大有玄机。那是个没有名字的档案，内容是一个已经判决的诉讼，关于股市的内线交易案；被控涉嫌的是华尔街一个有名的财团负责人，手下有好几个企业，我常在报纸的金融版和社交版看到他；这家伙最后因为罪证不足而无罪开释。档案并不完整，只有部分的开庭记录和简报，还有那封信。信封上的收件地址是那个财团总部，收件人写着CharlieNelson，连邮票都贴好了，不晓得为什么没有发出去。
弄好档案后我放回两本备忘录，旧的这本露出了一角小纸片，我翻到夹纸片的那一页看个完整。那是张中国餐馆的名片—金凤餐厅，我好像在唐人街见过这个名字，但记得已经结束营业了。夹名片的那一页—这算巧合吗？—是那个内线交易案宣判的日子。
看起来这像是个很平常的案子，但直觉告诉我没这么简单。看看表已经十一点半了，我把东西收拾进箱子，留下信和名片，先弄点东西给自己吃，换套衣服；如果动作快一点，我还来得及在上班前跑一趟华尔街，我打算自己把信送去，再看看能挖到什么奇怪的东西。
到了大楼我才想到现在是人家的午餐休息时间，恐怕是挖不到宝了。没想到上了七楼一片乱哄哄的，一大片墙上不断闪动着红红绿绿的数字，电话声、叫嚣声、报价声不绝于耳，没有人在意现在是午休时刻了。这就是信封上载明的地址—一家证券交易所，以它和Miles的案子的相关性来看，我倒是一点也不惊讶。
似乎没有人有空停下来让我询问一下。每个经过我面前的人都匆匆忙忙地赶向他们自己的目的地；不得已的情况下，我只好打断离我最近这张办公桌主人讲的电话了。
“抱歉，我”
“什么事？”那人手捂住话筒，询问性地看着我。
“我找一位CharlieNelson先生。”
“Nelson”他抬起头四处张望了一下，最后视线集中在我身后某一处，出声叫道：“嘿！Nelson，这位小姐找你。”
这一惊非同小可，这位CharlieNelson就是昨儿个舞会上那个很像
Miles的怪好人。卸下了晚宴服和领结，今天他的长褐发在身后扎成一束，领带半扯开挂在脖子上，袖子卷到手肘，和这里每一个股票经纪人一样，一副忙得灰头土脸的样子。但是我没忽略他的面无表情中一丝那算什么？惊喜？
“你是CharlieNelson？”我毫不掩饰我的惊讶。
“而你就是要找我的人？”他似笑非笑地问我。
“没错。我替一个朋友送信来。”我直接切入正题，把手上的信交给他。
“没想到我们这么有缘，这么快又见面了。”他看了我一眼，才仔细瞧了瞧信封。
“我想这应该是你的信错不了。”我看看时间，还有三分钟就该走了。
“为什么这封信不是邮寄过来而由你转送呢？”
“呃我的朋友—也就是那位发信人—出了意外，这是他出事前预备好要寄的信，我是后来才发现的。我想大概已经晚了许多，但还是亲自送来，也算替他完成一件未了的事吧！”
“是很亲近的朋友吧？让你为他这么尽心。”这个人有点怪异的细心—又有一点像Miles了。如果不看眼色和发色，我想我很难分出Miles和这位Nelson先生的不同—他们连笑起来脸上的线条都相似得教人心惊，甚至连撼动我心神的感觉都一样。我得一再提醒自己Miles不笑时，那种执法人员冷峻的气质，而这个家伙有些类似“说客”般的邪气。
“没错。他是我男朋友。”很简单地回答了问题，“我想我该走了。”我边说边往电梯移动。
“谢谢你替我送信来。”他也跟来陪我等电梯，“你很爱你男朋友，是吗？”电梯开门的时候他问我。
“对！”我的答案和电梯门关得一样简洁有力。
整整八小时的工作时间，那张名片在我手上转了不下数百次；除了忙医院的事把它扔进口袋以外，我一直思考一个问题：Miles和这家餐厅到底有什么关连？最简单的假设是他到这家餐厅吃饭，随手带回了这张名片。但这个假设很快被我推翻，因为Miles的文具中有“名片簿”这样的东西，而且他确实有利用。那个假设只能勉强解释名片的由来（而且还不一定对），并不能说明它被慎重其事地夹进备忘录的原因—它和Miles一定关系非浅。
会是清理东西的人不小心夹进去的吗？还是这张名片真有什么特殊意义，甚至和那个不完整的神秘档案有所牵连？相较于Miles箱子里其他档案的完整和翔实，这个案子明显地有蹊跷；但是依Miles对事情的谨慎处理态度，他会任由一点疏忽让人窥得吗？不过他的空难事出突然，难保
想着、忙着，转眼间就到了我的下班时间。步出医院时和Nauder打了声招呼，他搂着小护士女朋友正要去吃消夜，腼腆地回了我一笑。Miles出事之后这个小男生（其实他才小我一岁）“关爱”的眼神让我益发厌烦，曾经挺不客气地回绝他不少好意，不过年纪轻复原快，我也乐见他“转移目标”，松了好大一口气。
九点过一点，不早了，可是又离上床睡觉还有段时间。握着口袋里那张卡片，我决定趁现在到唐人街那家餐馆探探，即使是证明与Miles完全无关也好，这个不早不晚的时间正适合我去东瞧西看而不引人注目。不知道为什么我至今仍旧把Miles视作我生活的重心，潜意识里知道自己某些行为实在荒谬—例如打算夜探龙蛇杂处的唐人街，但是又做得理直气壮—因为它和Miles有关。固执的源头？也许芬说得对，我是个一旦付出真爱就无法回头的人；但我总觉得我的爱尚未逝去，我是指—我“希望”Miles还在，甚至能自己感觉到他的存在老天！我想我该去看看精神科了。
九点多的纽约市，路上已经难得看到行人了—谁都知道纽约的治安有多差。我开车从上城到下城，走的是有名的百老汇大道，散场剧院的人潮把我堵了一阵，也把入夜的时代广场的恐怖驱走了些。我更不敢绕道走小路小街，那里头的死亡数字够吓人了。一路飞车到中国城，比正常时间少了将近一倍。
大部分店都已经关门，灯火通明的是那些不变的水果摊。我按着名片上的地址寻到了那家缩在角落里小小的、不起眼的中国餐馆；我没记错，门上挂着大大的“结束营业”。我伸手去推了推铝制的玻璃门，锁住了。倒退几步往上头看，二楼紧闭的窗户透出了一点若有似无的光线，有几个晃动的影子—里面有人！凭这点我就不打算打退堂鼓，非得进去瞧瞧我才甘心。餐馆紧邻着小巷，一般都会有扇后门开在巷子里，我没有多想就一头晃了进去。
少了路灯和招牌，小巷里暗得教人汗毛直竖，颇有恐怖片中爆发事件的气氛。我小心地边走边东张西望，手在大衣口袋握紧从车上随手拿下来的小刀，准备随时应付突发状况。后门是有，不过还是锁住了，我停在门口开始思考是要走回前门用发夹弄开玻璃门上的锁，还是找个重物来撞开面前这个好像不怎么牢靠的门。
我就知道不该放松紧戒的！当我双手抱胸望着小巷出口，盘算我开前门的速度够不够快到不引起别人注意时，一双大掌已经无声地捂住我的嘴，扣住我的腰，把我拖进刚刚我想用东西撞开的那个后门里。
我用自由的双手和双脚拼命向后勾、向后踢、向后捶、向后踹，被捂住的嘴也努力地想叫出声。这时候熟练自如的空手道竟一点儿也发挥不出，我只能尽力扭动全身，想办法摆月兑这家伙的钳制。我打倒他了！我确定！他被我用肘关节狠狠顶了好几下。但他只是停顿零点零零一秒，依然毫不放松地把我拖进门内那个灯光幽暗的厨房，用他的脚踢上门。我的声音总算发挥了一点作用，不过还是些哼哼啊啊的怪声，奋力挣扎也没有停。但是，这时候，一个声音让我冻结在当场，无法动弹！